老校友钱倩：67年前的南医毕业证书
在南京医科大学图书馆档案室里，静静地躺着一批发黄、泛旧的材料：有民国时期的毕业照，还有1937年的成绩单、1947年的医师资格证书、民国35年的毕业证，以及六七十年代的工作证、先进医务工作者勋章。据工作人员介绍，这些都是退休多年的南京医科大学儿科老教授钱倩日前捐赠给母校留作纪念的。
面对这样一批凝聚着岁月沉淀，颇有重量感的史料，不禁让人浮想联翩：它的背后，发生过什么样的求学故事？又书写着怎样的青春年华？怀着一股好奇之心，记者叩响了钱老家中的大门。
90岁高龄的钱倩教授身体仍十分硬朗，除去视力弱化，她的听力、记忆力几乎同年轻人一样健全。提起这批材料，她略带兴奋地陷入了回忆：“这些都是上世纪40年代，我在国立江苏医学院读书时的东西，这张照片是我们赴各地实习前的毕业留念照”，借助放大镜，她仔细地辨认着：“这是何芝仙，她已经去世了，这是黄子民、张淑英，不知道她们还在不在，这是我……”一张毕业照，一份老证书，一下子把钱老拉回了67年前的似水年华中。
“我要到北培”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年仅十三、四岁的钱倩，还在江阴老家念初二。为了躲避战乱，父母带领全家人沿江阴、镇江一路向西南重庆、贵州一带逃难。“当时全家人仅依靠在广播电台做播音员的姐姐给的四十几块钱逃命，路途中炸弹随处轰炸，我曾眼睁睁看着一船人被炸弹炸落水中，保命成了当时最要紧的事”。身材瘦小的她，常常躲在父亲的大衣下面逃票。到达贵阳后，钱倩在国民党办的流亡学校中断断续续上完高中课程。1940年，她顺利通过了全国统一大学招生考试，以同等学历的身份被国立江苏医学院录取。“当时我三个志愿全填国立江苏医学院，一门心思要上老家的这所学校”，钱倩回忆。
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可难题又一次摆在眼前：人在贵阳，学校在重庆北培，一面战火纷飞，朝不保夕；一面没有飞机、没有火车、没有钱，怎么去上学？“当时的环境下，同学之间情深义重，如兄弟姐妹般。我们在一块商量，幸好一位父亲在码头跑运货的同学告诉我说，我们去跟送货师傅说说情儿吧”。这样，钱倩搭上熟人的送货卡车，在车厢中与水果蔬菜为伴整整呆了2天一夜，才到达重庆。“西南地区的山路九曲十八弯，我那一路深有体会”，回想起当时，钱老至今仍不住地摇头，“途中，我还经过了黄果树瀑布”。
“本以为到重庆就好了吧，没成想一到重庆就赶上大轰炸，连防空洞都被炸塌了，闷死许多人，姐姐家的房子也被炸塌了一角。当时我竟然不感到害怕，脑子里就想，不管这些，我要到北培学校！”经熟人帮忙，终于联系上到北培的汽车，临走时，姐姐塞给她5毛钱当车票。
艰难困苦时，品求学之乐
来到学校，钱倩发现学校在北培的一座山上，山顶是几间教室，山腰上是女生宿舍，山脚下是男生宿舍。由于战乱，条件艰苦，他们每顿吃掺有山芋的稀粥，就加了盐的豆腐渣当菜；十几个人挤一间宿舍，空出一张上铺放破旧被褥等杂物。“当时根本吃不饱，每顿饭学生们都能把装稀粥的饭桶刮得空空响。后来觉得实在不行，学生们就开展“反饥饿”活动，轮流监督伙食员的行动，以防伙食费被私扣。当时真的是绞尽脑汁啊，想要有的吃不挨饿就好了。”如今，钱倩仍记得当初姐姐每个月给的5毛钱零花钱有多么宝贝，“除了买纸、笔什么的，小心翼翼不舍得花。”
课堂上，没有书和教材，只能靠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拼命记，“生怕漏掉一句重要的话，错过一个小的知识点，写得飞快，所以才练就了我一手好字，哈哈”，说着，钱老在纸上随手写下几个字，如此高龄且视力模糊的她，字体仍遒劲有力。下课后，由于怕错记漏记，同学们之间要先相互对对笔记，补充完善之后再各自找个角落去温习。“在那个年代，每个人都非常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加上心中怀抱的救国救民信念，几乎都是拼了命的在学习。同学之间也相互帮助，磨练出并肩作战的深刻友谊。”钱倩说，“那个时候我身材瘦小，山上、树底下，随便一个安静的角落都能躲起来背书”。通常，她都是5点钟起床，趁别人还没起的时候“开早车”，当别人起床看到她的时候，她已经背个七、八层了。“身为一个女人，有那样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不想着救国、自强，还能靠什么呢？”钱倩这样认为。即便这样艰苦的环境之下，他们还要时刻面临敌人轰炸带来的生命之忧：警报声一响，就得躲到防空洞里去。防空洞里卫生条件差，春夏之际，蚊虫肆虐，许多同学都得了疟疾。“民间说法叫‘打摆子’，一打起摆子，浑身发冷发热，特别难受，但是没一个人为此落下学业”。
入学前三年，他们主修了化学、物理、生理、病理等基础课程，后两年主要针对临床进行学习，最后一年还赴各大医院进行了住院实习。“虽然当时条件简陋，但学校抓得很严，作为医学生，压力一点不比现在的学生们轻松，”钱老说。平时每门课都有每学期一次的小考，前期还有一次总考，“考核比较严格，主要以问答题的形式，如“人的内分泌系统都有哪些功能”，这种比较大、不容易答的题目，相当考学生们的基本功底，总考不过的学生就要被淘汰，第一年我们就有10个同学被淘汰了”。
虽然求学生活艰苦，但学生们苦中偷闲，自得其乐。钱老至今还记得当年学生们给老师起外号的情景：“教我们解剖学的老师姓王，我们私底下都喊他‘王解剖’；还有一位寄生虫专家洪士闾，他为人正直，关心学生，我们就偷偷叫他‘洪伟人’；‘纪夫子’则是一位教授临床的老师，估计是因为他比较有孔夫子的风范。”钱老笑着说道。由于年龄最小，身材瘦小，老师和同学们给钱倩起昵称叫“小孩子”，直到解放后钱老已参加工作多年，他们的老校长到南京还跑到小儿科问：“你们的那个小孩子医生哪里去了？”同事们很惊奇：“哪个？”老校长说：“钱倩啊！”引得同事们一片唏嘘：“那可是我们主任哎。”
“打回老家去”
回忆起求学时的坎坷经历，钱倩说，一个顽强的信念支持着她努力坚持了下来，那就是“打回老家去”。“当时日本鬼子毁了我们的家园，害的我们背井离乡四处逃难，学医的梦想也被搅得支离破碎。我们发誓，一定要咬紧牙关坚持下来，学好本领，打回江苏老家，把小日本赶出中国！”满腔的爱国热忱，使得这批热血青年们全然不顾周围环境的恶劣，他们在战火纷飞中完成了学业，在国难家仇中实现了做医生的梦想。到五、六年级学习快结束的时候，许多男同学还自愿参军去了。“打回老家去”被他们编成了一首歌传唱，时常挂在嘴边，回荡在脑海。
实习结束后，钱倩到南京中央医院（现南京军区总院）作了一年住院医师，在重庆北培的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使她一直心怀母校，念念不忘。于是，毅然决然地，她向母校发出申请，渴望回母校从事儿科。经儿科主任严守明教授推荐，当时的徐本迁院长对钱倩表示十分欢迎。“这两位是我的恩师、好领导，不仅给予我知识和教诲，文革期间我被批斗，他们还陪伴我一起。”钱老说。
从1940年考入母校，到经历曲折最终回到母校工作，近50年的岁月，钱倩随母校一起度过。退休后，她还常在路上遇到陌生人向她表示感谢：“钱医生，你还记得吗？我小时候你给我看过病。” “钱医生，你给我儿子治过病，他现在长得可健康了”，每当听到这些，钱倩都觉得是最开心的事。